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都對“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行了深刻闡釋,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論述,正確理解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
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理解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性。構建新發展格局既是遵循大國經濟崛起的一般規律,又是應對當前國際國內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必然選擇。歷史表明,現代大國經濟發展幾乎都經歷過由主要依賴外部需求,向以內需為主的轉變,進而走上“內循環為主,內外雙循環結合”的新發展道路。從現實來看,當前我國經濟在發展階段、增長模式、國內外面臨的問題等方面,都面臨著經濟發展由量到質的轉變、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升等國內發展壓力,面對著日益嚴重的貿易摩擦、對外能源進口依賴度較高等國際競爭壓力。加快釋放內需潛力、激發國內市場活力,是解決問題采取的普遍路徑。
從自主與開放的角度準確理解新發展格局的內涵。新發展格局是一個“以內為主、以內促外、內外聯動”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一是“以內為主”。新發展格局必須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這就要求我們把自身生產力發展、技術進步作為經濟運行重心,而不是更多依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技術進步、市場需求及政治布局。二是“以內促外”。新發展格局必須依靠國內發展動能促進更高水平的國際參與。只有堅定修煉“內功”,實現經濟技術突破,才能提升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三是“內外聯動”。新發展格局必須深入參與國際循環,不斷在更高水平擴大對外開放,實現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總書記這段話深刻闡釋了“以內為主”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系。內循環不是封閉循環,“以內為主”不是“以內唯一”,實現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開放,完整高效的內循環需要更規范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的開放環境,需要構建更安全、更穩固、更符合我國經濟地位的國際經濟新布局。
從繼承與發展的角度理解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特征。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漸進發展、穩中求進的實踐特征,其相關理論彰顯了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理論特征。當前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在已有發展戰略和豐富發展成果基礎上的提升與創新。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為當前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創造了豐厚條件和獨特優勢。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生產制造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巨大的投資需求潛力、超大規模內需市場。這些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了堅實的供給基礎、需求基礎、實踐基礎。關于發展戰略問題,我國早在“十一五”、“十二五”規劃中就已經著手調整。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以內需拉動和創新驅動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新舉措:2012年提出經濟發展新模式;2014年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2015年提出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出臺的“十三五”規劃把擴大內需在政策層面更加細化落實;2018年提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多次強調“國民經濟循環”、“內需”等關鍵詞。可見,黨中央2020年提出新發展格局理念,是對以往中央政策理論的提升與深化,與經濟發展新常態理論、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從創新與改革的角度理解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抓住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從生產到消費等諸多環節的堵點、斷點和痛點。要全面推進創新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動力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當前,我國處在大國博弈的關鍵期、民族復興的窗口期,科學技術處于競爭的核心位置。必須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盡快突破某些國家制約我國發展的“卡脖子”技術。只有自己真正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建立起不受人制約的完整產業鏈,在國際競爭中掌握核心話語權,真正建立安全的國內大循環。還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實現重大突破。生產方面要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構建安全穩定的產業鏈;分配方面要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流通方面要建設現代流通體系,優化生產要素流通配置;消費方面要優化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的能力和信心,打造世界最強大消費市場。通過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最終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從安全與風險的角度正確理解新發展格局的定位。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經濟發展戰略,也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一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當前我國平穩把握戰略機遇期,安全應對機遇和挑戰的戰略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重大不可預測性事件頻發及多種“關鍵時期”的疊加,這決定了危中有機,可以努力轉危為機。二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未來我國重新布局,參與更高層次國際大循環的戰略要求。隨著國際秩序的深刻調整,未來國際格局必然產生新的變化。構建新發展格局正是我國應對這種新變化,努力參與更高層次國際大循環而進行的頂層設計、謀篇布局。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形勢與政策教研室主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劉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