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價值珍稀卻又命運多舛。在其1650多年的歷史上，有輝煌有沉寂，也有過一段“吾國學術之傷心史”——近400年無人管理、任憑損毀、屢遭破壞偷盜。今天，敦煌莫高窟保護管理、旅游開放經驗典型案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價為：“莫高窟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產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護遺產地的價值，樹立了一個極具意義的典范形象?！?/p>
從“吾國學術之傷心史”到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典范，70多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緣于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為代表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的扎根大漠、薪火相傳、精心守護，他們擇一事、終一生，為包括莫高窟在內的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弘揚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時代楷?！狈Q號。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70余年不間斷的接續奮斗，使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成為可能，也鑄就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豐碑。
堅守大漠，只因情懷熾熱
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鳴沙山東麓、大泉河西岸的斷崖上，經過公元4至14世紀1000多年的營建，形成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瑰寶——敦煌莫高窟，后因明朝嘉靖年間封閉嘉峪關，敦煌百姓東遷關內，莫高窟近400年間處于無人管理、任憑損毀、屢遭破壞偷盜的境況，神圣的佛教藝術殿堂變成了破敗不堪、滿目瘡痍、病害頻生的廢墟。直到1900年，藏經洞被王圓箓發現，讓沉寂的莫高窟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但同時也致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外國列強劫掠，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35年秋的一天，留學法國的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編輯的一部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方知在祖國內陸大漠深處有個地方叫敦煌，在敦煌莫高窟還保存著如此精美絕倫的古代壁畫和雕塑，內心受到極大震撼。1936年，常書鴻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回到祖國。1944年，在于右任、向達、徐悲鴻、張大千、高一涵、梁思成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大力倡導和社會各界的聲援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敦煌莫高窟近400年無人管理、任憑損毀、屢遭破壞偷盜的歷史也由此結束。
此后多年，無論經歷怎樣的坎坷挫折，常書鴻都沒有離開敦煌。他帶領為敦煌而來的一批有志青年克服和戰勝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竭盡全力開展窟內窟前積沙清理、洞窟測繪照相、洞窟編號、內容調查、壁畫彩塑的臨摹復制及補修等工作，開創了敦煌文物的保護、研究事業，為以后敦煌文物事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此，人們親切地稱他為“敦煌守護神”。
1946年，段文杰歷經波折終于到達心中無限向往的敦煌莫高窟。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一口氣看了幾十個洞窟，“真像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精神上飽餐了一頓。我沒有在哪個地方見過這么多的古代壁畫珍品，我被這些絢麗精美的作品深深打動了，我忘記了一切”。
“一畫入眼里，萬事離心中”。原本只打算看一眼，尋找一條藝術道路的段文杰，面對莫高窟這樣一座藝術寶庫，決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給它，“雖然曾經遇到過一些困難，但我終于堅持下來，并且從不后悔”。作為敦煌壁畫臨摹事業的開拓者和領路人，段文杰為敦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和弘揚事業的開拓與發展，奉獻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被譽為“敦煌藝術導師”。
70多年來，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為代表的幾代敦煌人扎根大漠，精心保護和修復敦煌石窟珍貴文物，潛心研究和弘揚敦煌文化藝術，努力探索推進文化旅游合理開發，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上圖為1978年6月2日，常書鴻在莫高窟第103窟臨摹壁畫；中圖為1955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第130窟甬道臨摹壁畫；下圖為2004年5月19日，樊錦詩在莫高窟第85窟壁畫修復現場檢查工作。 敦煌研究院供圖
敦煌如一塊磁石，不僅吸引了常書鴻、段文杰的到來，也吸引了各有所長的年輕人從天南地北陸續而來，史葦湘、歐陽琳、孫儒僩、李其瓊、李云鶴、李貞伯、萬庚育、關友惠……那時的莫高窟，荒蕪凋敝、飛沙揚礫、交通不便、無水無電、物資極端匱乏，可是那樣一座寶藏啊，窮盡一生也看不夠、鉆不透，一顆顆年輕的心如火一般熾熱，完全忘記了生活的困苦艱難。
“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初到這里時，一邊為惡劣的生存條件而震驚，一邊被莫高窟的美所震撼。這位大城市來的小姑娘，膽戰心驚爬上顫顫巍巍的“蜈蚣梯”，為少上廁所不敢多喝水，在窟里一待一整天。樊錦詩說，莫高窟有種“魔力”，正是這種“魔力”吸引她告別戀人、告別城市，一天天、一年年地與洞窟做伴。轉眼半個多世紀，青蔥一樣的歲月溜走了、全力支持自己的愛人離世了，只余白發滿頭、腰背佝僂。那不言不語、看了50多年的洞窟，卻仍看不厭?！皣野涯闩囵B出來，你怎么報國？就是要去做實際的工作。我愛敦煌，離不開敦煌，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改革開放為敦煌研究院帶來全新氣象，許多風華正茂的青年學子從四面八方來到大漠深處。
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長王旭東第一次到莫高窟時，對它一無所知。傍晚，當他散步到九層樓附近時，萬籟俱寂，一陣風吹過，九層樓的鐵馬叮當作響。那一刻，是做水利工程師還是石窟保護者的糾結煙消云散。他想，就這樣吧，就這里吧。后來，“理工男”王旭東以自己的理性冷靜為敦煌作出自己貢獻的同時，也越來越感性地表達出對那些“石頭和泥巴”的無限熱愛。從敦煌莫高窟這座燦爛的文化寶庫中，他感受到滲入中華民族血脈的文化力量。
第五任院長趙聲良讀大學時，偶然在報紙上看到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長段文杰談到敦煌缺乏青年人才的消息，就決心去敦煌。1984年，趙聲良從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直奔敦煌。后來他在日本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回國后，又一次選擇了敦煌。這一切，就是為改變當時“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貢獻一份力量。
正是因為這份熾熱情懷，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代代相傳、數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大漠，為守護祖國的珍貴文化遺產而殫精竭慮。
甘于奉獻，只因愛得深沉
一個人能找到終身奮斗的目標，是幸福的。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初，那些大多從城市來到大漠的青年畫家、學者，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惡劣的沙塵天氣、缺水缺電缺生活必需品，極端貧瘠的物質條件，似乎在考驗他們的忍受極限，一天只能吃兩頓飯，洗澡簡直太奢侈，就連報紙送到他們手上的時候也已成“歷史”……這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無疑很苦，可是在他們眼里，對大漠深處的數十年并不感到煎熬，而是甘之如飴。
條件有限，坐以待斃嗎？怎么可能！書生們很快變得人人能文能武、個個身懷絕技：畫家臨摹時學會了就地取材自制顏料；考古組的人學會了腰系繩索打秋千似的懸空作業；保護組的人加固壁畫時學會了掄大錘打鋼釬；搞雕塑的專家臨摹到興奮處一把抓住路過的人，不管對方聽不聽得懂，手舞足蹈講述窟中彩塑之妙；靠鏡子反光借著窟外光線作業的人們工作到忘情時，川劇、秦腔、民歌、小調聲從一個個洞窟里傳出；夜晚，資料室的煤油燈擦得锃亮，被稱為“活字典”的史葦湘早已入座隨時待大家“查閱”……
一幕幕，似乎仍然看得見、聽得到，莫高窟人在保護、研究、弘揚祖國文化遺產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樂此不疲。
當然也有無奈：有的常年夫妻分居，來回奔波幾千公里，一年也只能見一兩次面；有的上洞窟時，只能把無人看護的孩子用繩子拴在宿舍；有的常年不能照顧父母，甚至連父母臨終最后一面都沒能見上；有的把孩子留在老家無暇顧及……他們也曾彷徨，也曾流淚，也曾有過想要離開的念頭，可是，對敦煌文化藝術的眷戀，促使他們最終還是留了下來。
正是因為這樣一個甘于奉獻的英雄群體的不離不棄，才有千年莫高窟的光彩重現。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部部長李萍參加工作近40年，入職的那一天，已成為她生命中的重要紀念日。她每年都會在那天沿著最初走進莫高窟的道路安靜地走一走。對她來說，莫高窟是一個“看了無數遍、講解了無數遍，仍然不厭倦”的精神故鄉。
為拍好一束光，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主任吳健千百次地嘗試，當終于拍到讓自己滿意的那束靜謐安詳的光時，吳健心中的角角落落也似乎被照亮。就是這樣，就是這里，在敦煌，甘心如薺。
為畫好一條線，敦煌研究院藝術研究部部長婁婕經歷了一段長長的歷程，先是不甘做一個“臨摹匠”，后發現即使臨摹好壁畫上的一條線都非易事。當她終于順滑流暢地畫出那條線時，她再也不為是努力創作還是日復一日臨摹前人壁畫而苦惱。
學考古的王嬌，2014年從中山大學碩士畢業后來到莫高窟，大好青春年華與洞窟做伴，卻不覺得苦?！岸鼗偷呐畠骸狈\詩耐心細致的指導，使她感到“收獲的不只是考古知識內容，還有老一輩文物工作者一絲不茍帶來的深深觸動”。
“90后”王嘉奇，自從成為敦煌研究院的一員后，微信朋友圈就變了風格，此前是吃喝游玩的快樂男生，之后是蒼茫大漠、寂寂石窟，并深深地感慨“人間有味是清歡”。他說：“與窟外的荒涼相比，窟內的繁華足以留住我的青春，因為我有夢想，我有未來?！?/p>
為什么不舍得離開？為什么談到敦煌時會眼含熱淚？因為愛得深沉。幾十年的歲月從來不用“堅持”，時間已如水流過。只盼時間慢些、再慢些，為敦煌再多做些事。
勇于擔當，只因使命在肩
87歲的李云鶴至今仍記得，“剛轉正第二天，所長常書鴻把我叫到辦公室：‘小李，我要安排你做壁畫彩塑的保護工作，你愿不愿意干?’”“愿意！”李云鶴高聲回答，接著又問：“可是我不會??？”“安排你干的這個活，目前咱們國家也沒有會的，你愿不愿意干？”“愿意！我什么都愿意學著干！”李云鶴再一次高聲答道。
一切從零開始，用什么工具？什么材料？什么流程？全靠自己摸索。高大的山東漢子像繡花一樣，一點點嘗試、一點點進步。就那么一毫米一厘米地修啊修。60多年時間里，李云鶴修復壁畫4000余平方米、塑像500余身，并開拓出“空間平移”、“整體揭取”、“掛壁畫”等眾多國內首創的壁畫修復技法。被譽為“壁畫醫生”的他，2019年獲得“大國工匠”稱號。
李云鶴的經歷是敦煌莫高窟保護研究史的濃縮。幾乎每一項工作，他們都是從“目前咱們國家沒有會的”開始，一步步地走到今天。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在為國寶重現光芒的道路上勇于擔當、探索奮進，從百廢待興、搶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學保護；從制訂法規、精心管理到探索“數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得以徹底扭轉，敦煌研究院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實體。
在這一群體努力下，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在“真實性、完整性”理念和“不改變原狀、最低限度干預”保護原則的指導下，經歷了20世紀40年代看守式保護，五、六十年代搶救性保護，到80年代以后的科學保護，以及現在的預防性保護四個階段。多項文物保護研究成果獲得國家和省部級獎勵，獲得國家技術專利50多項，這些文物保護科技成果，不僅有力地加強了敦煌石窟的保護，而且推廣應用于西藏、新疆、寧夏、山西、山東、河北、河南、甘肅等?。ㄗ灾螀^）的文物保護項目。
1959年8月23日，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職工在畫室進行臨摹工作。 敦煌研究院供圖
在這一群體努力下，敦煌石窟理論研究從最初的壁畫臨摹與繪畫技法研究，逐步拓展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敦煌壁畫圖像研究、敦煌文獻研究、絲綢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領域，取得了一大批在學術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研究成果；20世紀80年代創辦的國內最早的敦煌學專業學術期刊《敦煌研究》，成為國際敦煌學界最有影響力的專業期刊和學術載體。
在這一群體努力下，文化遺產弘揚和文化走出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自1979年莫高窟正式開放以來，已接待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700多萬名游客，2019年莫高窟全年接待游客量超過215萬人次。在世界各地舉辦了一系列專題展覽，讓敦煌藝術展覽成為國內外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化名片和品牌。同時，將文化遺產保護成套技術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應用，推動了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以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
代代接力、薪火相繼。一份份成績單，以腳踏實地的重重歲月寫就，每一份成績都為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開拓進取，只為敦煌未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情在那兒，不能繞！”這是“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常說的一句話。遇事不繞著走，促使敦煌研究院不斷開拓進取，有了一項項創新之舉。
在全國率先開展文物保護專項法規和保護規劃建設?！陡拭C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榆林窟文物保護規劃》、《甘肅炳靈寺石窟保護條例》的頒布實施，為石窟文物保護研究、利用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科學依據。
2015年5月6日，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在莫高窟第205窟進行數字化作業。 敦煌研究院供圖
在全國文物界首開國際合作先河。從20世紀80年代起，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互利共贏”的原則，引進國際上先進的文物保護技術和保護理念，形成了一套科學的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程序和規范，部分程序和規范已列入國家標準，被廣泛用于古代壁畫與土遺址的保護修復。
在全國文化遺產地率先開展游客承載量研究。確定了6000人次的莫高窟單日游客接待最大容量，建成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推行“單日總量控制、線上預約購票、數字洞窟展示、實地洞窟參觀”的旅游開放新模式，實現了文物保護、游客承載量和游客文化體驗提升的多贏效果。
國內文物系統首個國家級工程中心建立起來、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研發出爐、《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等敦煌學研究的優秀論著編撰出版……
幾代敦煌人敢為人先、開拓進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國文物領域科學保護、學術研究、文化弘揚發展中填補了一個又一個空白。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說：“許多個第一見證了敦煌研究院在國內文博界的領先地位?！?/p>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研究院這個西北一隅的專業研究機構擁有的高學歷、高層次人才居全國同類單位前列。正是因為有了人才，敦煌研究院才從當年的破敗不堪、舉步維艱，發展成為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數量最多、跨區域范圍最廣的文博管理機構。
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時指出：“把莫高窟保護好，把敦煌文化傳承好，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進步應負的責任。”這份沉甸甸的使命催促著向前的腳步永不停息。
為什么舍妻離子卻無怨無悔？為什么寂寞如斯卻甘之如飴？
因為莫高窟在那里，怕它老去、怕它離去，怕人類永遠失去這份珍貴的記憶。
從天南地北聚集于此的人們如群星閃爍，共同為全人類的寶貴財富——莫高窟照亮前程，他們以歲歲年年的堅守鑄就了“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使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變成現實。
